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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琨 范国睿:守住教育的“不可量化”,才是培养完整的人的关键

2025年12月18日

  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技术的光芒不应使我们目眩,以致迷失教育的方向。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由数字技术编织的时代,其最底层的逻辑,是建立在“0”与“1”这一二进制基石之上的量化哲学。量化,是实现计算、控制与效率的前提;它使得世界可以被解析、被存储、被重构。当这股强大的技术浪潮涌入教育领域,我们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学习数据被精准记录,教学行为被细致分析,教育成果被数字化呈现。然而,在这幅由数据绘制的“智慧教育”图景背后,一种深刻的异化正在悄然发生——对量化的崇拜正逐渐逾越其作为工具的边界,试图将教育中那些不可量化的、丰饶的、属人的本质,强行塞入“0”与“1”的狭窄框架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审思,警惕这种过度量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一、根源探析:技术逻辑与教育本质的错位


  过度量化现象并非空穴来风,它根植于人工智能技术与生俱来的内在逻辑与教育这一复杂人类活动的本质性错位。

  首先,智能技术的底层基础是“0”与“1”的二进制世界,其核心运作机制在于“量化一切,只有量化,才能计算” 。为了被系统理解和处理,丰富多彩的现实必须被转化为结构化的数据。声音变成声波图,文字变成词向量,甚至连情感也可以通过面部表情的像素点来 “计算” 。这种技术范式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它倾向于将那些难以被它量化的领域视为不存在或不重要。正如在一个只有锤子的人眼里,所有问题都像是钉子,在纯粹的计算主义视角下,教育中所有无法被便捷地转化为数字的维度,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其次,教育场景中充斥着大量本质上不可量化的情景。教育的核心场域是师生之间鲜活的精神互动、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与人格的熏陶。一位教师对学生投去的鼓励眼神所蕴含的温暖,一场基于突发奇想而展开的、充满机锋的课堂辩论所激发的思维火花,学生在创作一幅画、一首诗时那种“欲辨已忘言”的沉醉与灵感——这些构成教育灵魂的微妙时刻,如何能被赋值、赋权,简化为一个冰冷的分数或一条平滑的曲线?它们如同生命的气息,可以被真切地感受,却无法被装进标有刻度的容器。将教育窄化为可量化的知识传递与技能训练,无异于将一片浩瀚的海洋简化为一杯水的化学成分,失去了其全部的壮阔与生命力。

  再者,商业资本的驱动与行政管理的路径依赖,共同加剧了过度量化的趋势。科技企业为了提升产品黏性与市场占有率,有意或无意地设计机制,鼓励用户(学校、教师、学生)产生更多、更连续的行为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优化算法、锁定用户、证明产品有效性的“燃料”。另一方面,教育管理中存在一种对“客观指标”的惯性依赖。当“数字画像”变得触手可及时,它似乎为评价学生、考核教师、衡量学校提供了一条看似公平、高效的捷径。于是,我们看到了“五育并举”被简化为一系列可考核的指标:思想品德等于参加了多少次志愿活动,体育美育等于获得了多少个证书等级。这种“强化制定指标、赋值、赋权,为了量化而量化”的做法,背离了教育的初心,造就了新的形式主义。


二、潜在风险:当教育被“数字画像”所定义


  过度量化的实践,正在教育生态中埋下多重隐患,其后果是深远而严重的。最直接的危害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遮蔽与扭曲。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正在展开的生命叙事,充满了矛盾、潜能与不确定性。而“数字画像”试图用一系列维度固定、权重预设的数据点来勾勒这个复杂的个体。这就像试图用星座来描述一个人的全部性格一样片面。当一个学生的好奇心、同情心、坚韧品格、审美情趣这些深层素养无法被有效量化时,它们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就会天然地降低。学生为了获得一个“好看”的数字画像,可能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易于得分、能被系统清晰记录的活动,而回避那些投入大、周期长、成果难以显性化的深度学习和探索。这无异于一种无形的“算法规训”,引导他们走向“可计算的人”,而非“完整的人”。

  与此同时,教师工作的专业性与创造性受到严峻的挑战。教师的大量核心工作本质上是不可量化的。备课过程中那些基于对学生个体理解而进行的深思熟虑、课堂上即兴生成的精彩教学瞬间、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细致关怀与人格引领——这些体现教育艺术与智慧的部分,恰恰是算法视野的盲区。当评价体系过度依赖“线上活跃度”、“作业批改量”、“课件制作精美度”等表层数据时,教师便被异化为教育数据的“生产工”。他们不得不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填写表格、录入数据、制造可被记录的“教学痕迹”上,从而挤压了用于潜心研究教学、与学生进行深度交流的时间与心力。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在数据的“客观”权威面前逐渐萎缩。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过度量化将导致教育生态的简化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浸润、价值的塑造和精神的唤醒。它包含着沉默、等待、直觉与感悟,这些都无法在量化的坐标系中找到位置。当一切教育价值都必须通过数据来证明时,教育过程就被异化为一个追求指标达成的冰冷流程。那种基于信任、期待与生命影响的教育温度,那种允许试错、鼓励“浪费”时间进行无目的探索的教育宽容,将在效率至上的数据鞭策下消散殆尽。我们收获的或许是一批各项“素养指标”都达标的“标准件”,却可能失去了培养出拥有丰盈灵魂、批判性思维与磅礴创造力的下一代的可能性。


三、应对之策:在量化与质化之间寻求智慧平衡


  面对过度量化的浪潮,我们并非无能为力。回归教育的本真,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智慧,构建一种既能利用技术优势,又能捍卫教育人文内核的新范式。

  首要之举是确立“以人为本”的评价哲学,重构评价的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据永远只是观察教育的透镜之一,而非教育本身。评价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给生命排序,而是为了促进生命的成长。因此,应大力倡导和发展“质性评价”方法。如通过细致的教育叙事,记录关键事件中学生表现出的闪光点;通过丰富的作品集,展现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通过深入的访谈与对话,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与成长困惑。这些方法虽然不像数据那样“客观”和“高效”,却能触及量化无法抵达的深度,描绘出学生更为立体、真实的成长图像。

  其次,必须明确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为教育数据应用划定红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应建立严格的数据伦理审查机制,像保护学生身体健康一样,保护他们的“数字人格”。不是所有教育过程都需要被记录,不是所有数据都有权被采集。对于思想情感、内心信仰、私人交往等涉及人格尊严的深层领域,应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量化监测与评价。技术的角色应该是“辅助者”而非“审判者”,它的职责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教学反馈和学习资源,而不是生成一个决定性的、僵化的数字标签。

  进而,我们需要提升教育共同体的“数字素养”,特别是批判性数据素养。这并非要求人人成为技术专家,而是培养一种对数据保持审慎、洞察其背后假设与局限的能力。教师应被培训如何正确地解读数据,将数据视为引发教学反思的“信号”之一,而非最终结论。家长应被引导,避免陷入对排名和分数的焦虑,学会从更多元的角度欣赏孩子的成长。学生自身也应被赋能,理解数字画像的构成,甚至参与到自身评价标准的讨论中,从而不再被动地成为数据的客体,而是成长为能驾驭技术、认识自我的主体。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捍卫教育中“不可量化”的价值,为人的自由与创造性留白。教育管理者需要有意识地设计“无数据”的时空,鼓励那些不以量化成果为目的的教学活动。学校应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学生可以为了兴趣而阅读,不必写读后感;可以为了愉悦而运动,不必计次数排名;可以开展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辩论,尽情享受思辨本身的乐趣。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无法被即时测量的体验,构成了一个人精神成长的肥沃土壤。教师的创造性劳动同样需要得到信任与尊重,承认其工作中存在大量无法被数据捕捉的“隐性付出”,并通过营造宽松、专业的文化氛围,激励他们进行富有个性的教育探索。

  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技术的光芒不应使我们目眩,以致迷失教育的方向。教育的对象是人,是拥有无限潜能、渴望意义与联结的生命。当我们过度沉迷于“0”与“1”的量化游戏时,我们很可能正在用数据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失去灵魂的教育幻象。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我们能量化多少,而在于我们深知什么是不可量化的,并怀着敬畏之心去守护它。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教育的人文主义立场,在量化与质化、效率与意义、计算与感悟之间,找到那个动态而智慧的平衡点。这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需要,更是对我们所珍视的人类文明未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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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琨 范国睿(单位:成人影片教师教育学院、成人影片教育学部)

来源上观新闻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